最近由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，而英国方面抗疫不力，更有个别人士提出“群体免疫”理论，引发了巨大争议。不过，目前英国政府好像也意识到了这个想法的不靠谱，可能也由于受到舆论的压力，已经把重点转向了压制疫情，同时提出，群体免疫绝不是目标或政策。

为什么“群体免疫”理论会受到批评？英国政府没有弄明白、说清楚的问题是：病毒是否有变异的可能？免疫的效果能持续多久？体弱的老年人，如何保护他们的健康？另外，轻症患者在家隔离，也总有人要照顾，这样也增加了家庭传播的可能性，这个问题又如何解决？这些问题在没有答案的前提下，贸然提出“群体免疫”说，正如一些评论所言，这是“拿国民的命去做轮盘赌”。

或许，这是在没有抗疫能力和办法时的无奈之举，但拿人命冒险是非常令人不齿的行为。有些网民给英国政府冠上了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的称号。

那么，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

社会达尔文主义，不是达尔文提出

首先必须明确一件事：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，不是达尔文提出来的。它只是把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一部分理论提取出来，应用于人类社会而已。

(达尔文)

达尔文说，生物不停地在繁殖，后代会继承父母的一些特征，但每个个体之间都会有所不同。由于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，那么，自然界会通过各种方式，筛掉一些对自然适应力不佳的个体。适应了自然的个体，就能够生存下来。

这种情况不仅仅适用于大多数我们认知当中的动物，甚至细菌当中也有这种情况。比如，人类会用抗生素去对付细菌。大量的细菌会被抗生素杀死，但也会有少部分存活下来。那么，当这些存活的细菌继续繁殖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些对抗生素有抗性的细菌。这也是自然选择的一个体现。

一般认为，真正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人类社会的人，是一个英国哲学家：罗伯特-斯宾塞。

(斯宾塞)

我们常听一句话：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这是达尔文《物种起源》一书中的思想。斯宾塞读了这本书之后，又总结出了一个短语：优胜劣汰。所以，他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，他认为，为了生存而奋斗，会激发个体的自我完善，而自我完善可以通过遗传来继承。斯宾塞对达尔文也是很尊重的。他从不去教堂，但达尔文逝世的时候，斯宾塞专门破例去教堂参加了他的葬礼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斯宾塞生前没有说过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这个词。他去世之后，人们才把他的思想总结为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，并通过很多人的重新解读，变得越来越具有争议。其中一些人也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，提出自己的一些思想。

高尔顿的优生学和尼采的“超人说”

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，也是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思想的信徒。他提出，人类的才能、品质，是可以通过遗传来延续的，所以社会最好不要让那些“不合适”的人过度繁殖。什么是“不合适”的人呢？比如疯人院里的人，福利院里的人。这些人如果增长超过了“优等人”，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劣等社会。高尔顿的这个思想，后来也成了优生学的理论基础。

(高尔顿)

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成为了许多人的理论武器。他们用这个理论，为社会不平等、种族歧视、帝国主义来辩护。

比如，德国哲学家尼采写过一本书，叫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。这本书的名字有点拗口，其实“查拉图斯特拉”，指的就是琐罗亚斯德教(就是我们俗称的“拜火教”)的开创者琐罗亚斯德。在这本书里，尼采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，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哲学思想。其中有一个中心思想，就是“超人说”。

尼采提出的“超人”这个概念，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认知的那位美式超级英雄。尼采所说的“超人”，指的是一种理想形态下的人类，他和现存的所有人类都不一样。“超人”不受人类定义的社会道德的约束，因为“超人”会自己去定义社会道德。

(尼采)

为什么“超人”不遵守大多数人类定义的社会道德呢？尼采认为，现有的社会道德，是为弱者服务的。弱者占大多数，他们没法和强者竞争，所以定下社会道德，来约束强者。但是，弱者是应该灭亡的，不需要用道德来服务他们。等弱者灭亡，社会就会变成“超人社会”。

尼采的这种思想后来被纳粹德国利用。希特勒受尼采影响，提出德国人是高贵的雅利安人，而犹太人等民族都是低等民族，所以展开了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，以及对欧洲各国的侵略，用尼采的理论为自己的行为增加所谓的合法性。

实际上，尼采并没有这个意思，他生前是不支持反犹太主义的，也反对德意志民族主义。他的“超人说”，也没有把超人定义为独裁者。尼采认为，超人是肯承认自己的错误的，在不断修正提高自己的道路上让自己变得更好，“超人社会”当中，人人通过竞争，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。而希特勒重新理解和解释了尼采的哲学思想，用来为法西斯主义服务。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，社会达尔文主义会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，给人类的社会带来深重灾难。

马尔萨斯人口论

另一个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，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。他所著《人口学原理》中的思想，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典型体现。

(马尔萨斯)

马尔萨斯的主要论点是这样的：

人类的数量如果要增长，是受到客观生存条件的限制的。如果生存条件变好了，人就会越来越多。但人一多，人口压力就大了。这样一来，人就会想方设法地提高生产力，满足增长的人口需求。

可是这样一来，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：生产力提高了，人就会变得更多。因此，生产力不得不再次提高(这就好比你赚钱赚得越多，花钱也就越多，不可能只是工资涨，而消费不涨)。但是从长远上看，生产增长是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两者的增长方式不同。

人口的增长，是一种“几何级增长”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生3个孩子，这3个孩子每个人再生3个孩子，人口的增长就会像金字塔形态一样成倍增加。而生产力的提高，不可能做到这样的水平。如果没有大的灾难，老一辈的人还在，新一代越来越多，大家的人均资源迟早会不够用。所以，马尔萨斯觉得，人口的增长是需要控制的。

而且，马尔萨斯有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论点：他觉得，拖慢社会进步的，是那些底层阶级。所以，他说的控制人口，主要意思是控制底层阶级和穷人的增长。这种有违人道的论述也引发了诸多批评。

(著名物理教师李永乐也曾讲述过马尔萨斯人口论)
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慢慢发现，马尔萨斯的很设想其实是不准确的。他没有想到技术的进步这么快，也没有想到许多人会自发的不想生孩子。所以，也有人批评马尔萨斯为“失败的诅咒先知”。

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性

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论在现代社会早已不流行。他们理论中最大的漏洞在于：如何区分“优等”“劣等”“强者”“弱者”之间的区别？优劣之间、强弱之间、贫富之间都是可以转化的。把人进行人为分类，是否有具体量化的标准？

其次，即使真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说，所谓的“弱者”全部被消灭，社会又该如何分工？在剩下的所谓“强者”中，也必然会产生优劣和高下，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是生物的特性决定的。这样一来，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会形成一个死循环，如果要继续消除所谓的“弱者”，那么人类将不可避免走向一条灭亡的道路。

当然，英国提出的“群体免疫”概念，不应当与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混为一谈，因为他们的理论虽然错误，但其基础是要通过群体免疫的方式达到最终保护人命的目的，其目的并不是要主动消灭一部分人。但是，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，最终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真的会先消灭掉一部分人。这也是他们受到普遍批评的原因。

人和动物之间，最大的区别是人有人性。在动物界，弱肉强食，许多群体会抛弃老弱病残，因为它们对这个动物群体没有了利用价值。但人类作为高等生物，保护每个个体的生存权利是最基本的，这是人类伦理的基础，也是维系人类社会稳定性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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